1989年4月，李井泉去世后，其家属经过反复讨论，决定向邓小平写信。他们并不想为李井泉争功，也没有掩盖他在四川艰难时期所承担的粮食调运责任，只希望中央能公正评价他的历史贡献。邓小平在看过信后，简单批示：“主席有定论。”这五个字具有深远的意义，因为毛泽东曾在世时已对李井泉做出品德高尚、信仰坚定、能力卓越的评价，对这位长期承担重要职责的老干部而言，毛泽东的看法是最有分量的历史依据。

李井泉于1909年出生在江西临川，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，原本有机会从事教学。接触马克思主义后，他意识到光有书本知识无法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。1927年，他加入共青团，参与南昌起义，并在广东地区继续斗争。1930年，他进入中央苏区。他具备文化背景，能够开展工作，并做思想宣传，后来进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。毛泽东认为他在文字能力和政治立场上都十分稳重，决心让他参与部队锻炼。

李井泉从红一方面军的党支部书记起步，逐步晋升为红三十五军和红二十一军的政委，成为重要的政治干部。他经历了中央红军长征、湘江战役、四渡赤水、强渡大渡河等重大历史事件。他的经历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红军部队，使他对不同部队的作风和困难有深入理解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协助贺龙，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85旅的政委，参与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负责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的工作，为前线提供支持。

按照他的资历，李井泉应当符合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。然而，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，他已转向地方工作，许多离开军队的老同志未能获得授衔，这既是制度的安排，也与干部们自觉配合整体布局有关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李井泉被调往西南，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南局书记等职务。在复杂的地形和交通条件下，他推动了水利、铁路和工业建设，使四川迅速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区，却也因此承担了更重的调粮任务。

尽管四川产量充沛，但1959年后，粮食库存逐渐下降，李井泉曾向上级反映希望减少外调，但屡遭拒绝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风暴来临后，他不仅受到政治冲击，家中也遭遇悲剧，二儿子在读书期间因病去世，妻子则因错误关押于1969年去世。1973年恢复工作后，尽管周恩来要求对相关案件追查，李井泉却选择不再深究，以避免更多人受牵连。他抑制着个人的痛苦，进入晚年后，面对调粮问题引发的争议，他鲜有解释。

李井泉的长子曾劝他撰写回忆录，以阐明历史真相，但他始终拒绝，并告诫家人不要替他写。他常说：“对不起四川人民。”因此，在他去世后，家属才向邓小平提出，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。邓小平在批示中未作详尽解释，仅以“主席有定论”作回应。后来的生平评价提到他为西南建设尽心尽力，能承担责任，性格正直，顾全大局。这对于一个在世时从不为自己辩解的人来说，已经是历史留给他的公正。